王汝南（右）和本报记者畅谈围棋的文化内涵。

　　■ 本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施绍宗

　　谈中国围棋现状

　　“从竞技的层面上说，我们现在的水平是历史上最高的。但对棋文化，我们发掘得不够。”

　　本报记者：在历史上首次举办的中国棋文化峰会很快就要举行了，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中国围棋协会主席、中国棋院前院长王汝南先生担任本次棋文化广州峰会的顾问，并前来广州指导工作，我想借此良机请您就这次峰会和中国围棋发展的现状作出分析评价与展望。

　　王汝南：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一棋文化盛会，棋现在主要以竞技项目出现。但从更广的方面来说，棋属于文化范畴。近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很快，围棋以竞技的形式展现，在民间，在大众中的传播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容易受到关注，特别是最高水平的竞技。因此，围棋在现当代竞技的特性更强。

　　在古代，围棋主要在文人雅士中流传，因此围棋的文化内涵更为突出。我们一直很支持棋文化，因为这几十年来我们主要是把棋作为竞技项目来抓，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对棋文化我们发掘得不够。从围棋来说，历朝历代文人雅士对围棋文化有很多领悟，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如唐诗中就有很多与围棋相关的诗句，而近代以来，围棋就很少牵扯到文化方面。这些年我们开始重视棋的教育功能，如广东棋文化促进会就举办了两届广东三棋万人百杰赛，有上万个孩子参加比赛，影响很大，效果很好。有众多人参加棋类比赛，就是因为棋类项目除了有娱乐功能外，还有教育功能，我们应该发掘棋类项目在这一方面的功能。发掘棋的教育功能，就更应该发掘棋的文化功能，因为文化与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棋文化上理解得更深刻一些，那么棋类的教育功能也会更大一些。

　　至于中国围棋的现状，从竞技的层面上说，我们现在的水平是历史上最高的。有人说，清朝初期范西屏与施襄夏这两大国手的计算力达到十三段，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东方人不会贬低古人，但客观地说，无论是布局还是中盘的计算力，现在的棋手钻研得更深，棋力肯定超过前人。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决定了这一点，一是现在的围棋国手是职业棋手，把竞技围棋作为自己的事业；二是现在资讯发达，这是古人无法比的。以前也有所谓的“职业棋手”，亦即“棋待诏”，但那也不是真正的竞技，更多的还是娱乐。

　　现在从竞技的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正在争雄。因为日本年轻的职业棋手没有赶上来，在竞技上比中韩稍为落后，但如果从棋艺的角度来看，日本不见得比中韩差，像吴清源、滕泽秀行这些老一辈的棋手，他们对围棋的理解不见得比我们的年轻棋手差。

　　谈围棋的推广前景

　　“如果东方文化将来与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完全平等了，围棋的世界性交流就会更容易，更快。”

　　本报记者：请王老展望一下围棋今后在世界的推广前景。

　　王汝南：接触围棋的西方人都感到围棋所表现出来的东方文化与哲学极为奥妙，越来越多的人爱好围棋。围棋不能局限在亚洲，围棋也不仅是东亚三国的智力竞技项目，实际上围棋代表着东方优秀的文化，如何在全世界更广泛传播这项文化，还需要我们好几代人的奋斗。从两个方面来说，职业棋手应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发展围棋，而其他的围棋工作者则更应从文化的角度去推广围棋，大家都共同在围棋文化上做工作。围棋如果能真正走进学校，走进青少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来走向世界各地时，必然会对当地的围棋推广起到作用，现在也有一些年轻的围棋爱好者出国，推动了围棋在国外的开展。

　　围棋是东方文化哲学的产物。平衡、比较、相对等是围棋的概念，而定量在围棋中还很难做到，官子还可以，但在布局中，特别是对某些局面，即使是一流高手之间也有不同的见解，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对此我们东方人比较容易理解，但西方人就不容易接受。如果他问我们这些职业棋手某一局面谁较好，而我们不能给予明确的回答，他就会认为你没水平。其实，围棋是没有这样绝对的，否则就是钻牛角尖，失去平衡了。但西方人不理解，他一定要你分出好坏，而目前这还没有人能做到。从短期来看，现在还是西方文化占主流地位，但如果东方文化将来与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完全平等了，那么，围棋的世界性交流就会更容易，更快。

　　谈棋手的文化内涵

　　“职业棋手从一开始就是争胜负，他们在围棋文化方面不会想很多，这点与围棋爱好者不同。”

　　本报记者：作为体育竞技的围棋在当代发展很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们感兴趣的是，围棋的职业高手在他们身上是如何体现围棋文化的内涵的？中日韩在围棋文化上的表现又有何异同？

　　王汝南：职业棋手从一开始就是争胜负，他们在围棋文化方面不会想很多，这点与围棋爱好者不同。职业棋手特别是年轻人直奔胜负，我们很难要求他们对围棋的文化与哲理有多少深刻的认识。

　　围棋文化与竞技是相对独立的，两者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直接。因此，围棋文化的东西，一线的年轻职业棋手就说不上多少了，即使是李昌镐、李世石，如果一定要他们探讨围棋的文化哲学、人生哲理，他们也会很为难的，因为他们目前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残酷的胜负世界就已经让他们付出了全部的时间与心血。

　　从围棋竞技训练的角度来说，围棋文化不是内容之一，但年轻棋手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前辈棋手讲棋、网上棋友发帖讨论等对棋文化的内容进行了解，他们也会因此受到熏陶。我们对棋手也有这种要求，只是没有专门开设围棋文化的课程而已。如果是从教育的功能上说，一开始就要灌输棋文化的东西。不过，“功夫在诗外”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只是，这点就不只局限在棋文化上，还有更广泛的内容。

　　本报记者：围棋的文化感、形式感是很强的，中日韩在竞技围棋上对围棋文化的表现形式有不同之处，例如，在重要的比赛上，日韩棋手很多时候都会穿民族服装，最起码也是西装，但中国的棋手在参加世界赛时也着运动服，这好像与围棋文化有点不协调，你对此是如何看的？

　　王汝南：在围棋文化上，中日韩对此都有不同的理解。日本围棋的职业化时间最长，中国则是几千年来的潜移默化，而韩国的围棋文化似乎更淡一些。从服装上说，这是社会的反映，而不仅仅是围棋界的事。日韩社会都注重传统服装，但中国没有这个习惯，因此围棋棋手对服装的重视程度不高，这不是围棋界特有的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

　　中国的围棋文化并不那么强烈地表现在服装上是有客观原因的。在世界大赛上，中国要有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这要在今后棋文化的氛围中大家慢慢达成共识。

　　本报记者：独特的文化符号实际上还有助围棋的商业推广与市场，两者并不矛盾，管理者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王汝南：我们过去对此没有太多的思考，没有形成一套东西，所以，这次棋文化峰会很及时也很有必要，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相信，随着棋文化研究的深入，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最终会形成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但这不应该是强制性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

　　谈任期开心事

　　“我退休前，棋院形成了和谐的气氛，而不是你挖我的墙脚，我挖你的墙脚，这最让我感到欣慰。”

　　本报记者：您在中国棋院院长的任期中觉得最开心的事是什么？觉得最难解决的事又是什么？

　　王汝南：我退休前，棋院形成了和谐的气氛，而不是你挖我的墙脚，我挖你的墙脚，这最让我感到欣慰。我自己做得不够的是，我在任上一直没有解决棋界管理规范化的问题，特别是围棋的普及、教育的规范化。

　　我以前常提无为而治，是因为未能找到成熟的管理办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是一对矛盾，也是普遍现象，规范到什么程度，我一直把握不准，那就先让民间用经济的、市场的方法来运作。从运动队的模式到市场化转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管理层有个好的想法，但下面能否做到也是问题。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某一个阶段会起到好的作用，如棋类培训中如何统一教材、如何对师资作出统一的要求等，我知道要理顺，但我在任上都没有搞清楚哪一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采用“放水养鱼”的办法，以调动大家的能量，这也有好处。管与放如何做到平衡，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这也不能怪某一个人，我们要不断总结。我的继任者也在不断研究，积极探讨，我相信棋院的领导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强，对此我很放心。

　　王汝南简介

　　王汝南14岁学棋，1982年被授予八段。历任中国围棋协会专职副主席、中国棋院副院长、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中国围棋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其著有《弈坛争霸三十年》。

　　2003年6月12日，王汝南接替陈祖德出任中国棋院院长。2007年1月，60岁的王汝南卸任院长，退休之后，他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主席职务。平时，王汝南最喜欢去围棋队看训练，和棋手们“交手”，下不过男孩就跟女孩下，他称其为“快乐围棋”。

　　王汝南在任的三年半里，中国围棋取得了应氏杯、三星杯、LG杯、春兰杯与亚洲杯电视快棋赛5个世界大赛的冠军头衔与正官庄杯三国女子围棋擂台赛、中韩对抗赛和CSK杯3个世界围棋团体比赛的冠军。而在总结自己任期的成绩时，王汝南只是低调地解释：自己是“福将”。施绍宗